茶具精品鉴赏

茶具精品鉴赏

在茶具发展史上的不同阶段，所包含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同样，大致相同的同一种茶具，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其称呼也是不一样的。现选择一些在中国茶具发展史上有过重要作用，而且有实物存世、又有文物价值的茶具精品，简析如下：

一、东汉陶茶碗：它是一件实用的日常用具，色调绚丽美观，是东汉时的代表性饮具。东汉时期，饮茶和茶业虽然已获得某些发展，但陶碗还是作为食器和饮器混用的，没有单独作茶具使用。这件茶碗，是泥质灰釉陶器，东汉时烧造。其造型是弧壁、敞口、浅足、平底。制作上采用拉坯成型，利用拉坯时留在胎坯上的自然弧纹，形成较高的艺术美感。在当时，江南已烧造出成熟瓷饮具，这件东汉的陶茶碗吸收了瓷器制造的工艺技术。

二、三国魏玉杯：这件玉杯，通高13.0厘米，口径5.0厘米。为简体直腹，有圆饼形高足，通体光素，切割规整，曲线流畅。又经抛光，富有光泽感，从中可以看出雕琢此玉杯的工匠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再加玉杯是由温润洁白的和田玉雕琢而成，故而成为一件难得的玉器珍品。这件玉杯，当时作为饮食器具，没有单独作为茶具使用。用玉石加工成杯，一般不采用雕刻工艺，因为玉的质地坚韧，而通常使用硬度高于玉的金刚砂加水研磨琢制而成。为此，制玉不称雕玉，而称琢玉。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魏（公元220～265年）能琢出如此精致的玉杯，实属不易，更增添了此杯的文物价值。

三、北齐白釉莲瓣纹罐：这件白釉莲瓣纹罐，通高为19.0厘米，口径为7.5厘米，为白色。腹呈圆鼓形，有圜足，颈适中，肩有四系，提携既稳又方便。在存世的茶具作品中，与同类的白釉莲纹罐相比，堪称是我国最早的盛茶器具。值得说明的是，北朝时，瓷器还是一种新兴的产品，主要供社会上层人士使用，属高档消费品。尤其是白釉，更是问世不久。其造型、纹饰，虽是仿照汉代的铜器或陶器形制，但作为瓷器，特别是白瓷仍是弥足珍贵。另外，罐上腹部的莲花瓣纹，一般认为是从东晋开始才有的，而见于茶具上，这还是最早的历史实物见证。

四、隋白瓷碗盘：这件白瓷碗盘，由五只碗和一个盘组成套件，碗呈杯形，大小一致，为圆口、深腹、近直壁，有圈足。盘系碟形，盘径28.5厘米，下面有三足，足呈圆环状，盘的大小正适合容纳五只小茶碗，都是白瓷，釉色光润，有一种雅致洁净之感。

五、六朝青瓷耳杯托：这件越窑青瓷耳杯，由杯和托组成。杯整体呈耳形，两端微翘，最长口径为15.7厘米，直口斜腹，腹浅，两侧有近长条扶手，以便于端持。底平，无足。托呈浅盘状，较大，亦无足。杯和托均为一色胎釉，胎色呈现出深浅不同的灰色，质地坚硬细致。釉色为青灰色，釉汁纯净，且有釉上褐色点彩装饰工艺，整体显得古朴敦厚。这件青瓷耳杯、托，是六朝时期代表性的茶具之一，具有六朝时代特征的越窑早期茶具的稀世珍品，对研究我国茶具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陶瓷学家一般认为：六朝耳杯，多承汉代陶、铜耳杯，三国、两晋时的耳杯，腹浅、底小，而东晋时的耳杯，两端稍向上翘，南朝时上翘部分逐渐减少，隋唐时消失。结合越窑釉上褐色点彩装饰工艺等特点来看，这套杯、托大概是东晋时的作品。

六、唐釉下彩执壶：这件釉下彩执壶，出土于1975年湖南省望城县长沙窑，属晚唐至五代精品，现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它高21.7厘米，口径8.0厘米，为灰白色胎，青黄色釉，敞口，矮颈，椭圆形腹，平底，低圈足。腹的一侧有管状短流，与此相对的另一侧有长曲形把手。壶身通体彩绘，用褐绿相间的联珠纹组合成重叠山峦图案，画面显得洒脱奇特，颇有变化。整件作品，使人有拙朴其外、秀慧蕴内之感。长沙窑产品以饮食器具为主。釉下彩绘，是长沙窑的首创。它破了以往茶具的单一釉色，又为以后茶具釉下彩的发展开了先河。长沙窑釉下彩执壶，在茶具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唐代壶的造型之多，长沙窑是首屈一指的。

七、唐金银丝结条笼子：它是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系列茶具之一。呈圆筒形，通高15.0厘米，长14.5厘米，宽10.5厘米。笼子由盖、笼体和足组成，整体用金、银丝编织成。盖面隆起，盖的顶端装饰塔状丝织物。盖的面与沿的棱线，用金线织成小圈，连珠一周。盖沿和笼体上沿均为复层银片，子母嵌接。笼体的下底边有四个盘圆圈足，每个足成狮头形，足与笼体相接。提梁以银丝织为复层，宽0.5厘米，厚约0.2厘米，长20厘米，编织于椭圆形长径两侧的笼体外缘。盖与提梁之间，用银链相连。为唐、五代及其以前特有的贮茶器具，用于烘烤饼茶。整个笼子，通体剔透，工艺精巧，是罕见的茶具珍品，为研究中国茶具的发展，尤其是贮茶器具的发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八、唐鎏金壶门座茶碾：它是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系列茶具之一。这件茶碾，由碾槽、辖板、槽身，以及与其配套的碾轮（轴）组成。除碾轮外，其余三者合一，钣金成型，纹饰鎏金，整体呈长方形，通高7.1厘米，长27.4厘米。碾槽深3.4厘米，为半月形，尖底，口沿平折，与槽座焊接。槽可平插辖板，辖板为长方形，长20.7厘米，宽3.0厘米。槽身两侧各饰一只鸿雁及流动纹，槽座整体呈“Ⅱ”形，碾槽嵌于中间。座壁有镂空壶门，壶门间饰流动奔马。与之配套的碾轴由执手和圆轮组成，显得小巧别致。执手长22.0厘米，中间粗，两端细，横穿圆轮中间，以便用手来回滚动圆轮。圆轮直径为9.0厘米，中间厚，四周薄，边缘有齿，便于碾碎茶叶。鎏金壶门座茶碾，为唐僖宗御用之物，所以显得流光溢彩、富丽堂皇。因唐时人们饮的是饼茶，煎茶前先得将饼茶碾成末，方可煎煮，茶碾用于煎茶之用。

九、唐鎏金仙人驾鹤纹壶门座银茶罗：它是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系列茶具之一。该茶罗呈长方形，通体高9.5厘米，长13.4厘米，宽8.4厘米，由盖、罗、屉、罗架和器座组成，钣金成型，纹饰涂金。盖顶长方直沿，与罗架框子母口开合，盖面有首尾相对的两天，翔游于流云间。罗架框架为上下双层，上层置罗筛，端右方置屉开合。鎏金仙人驾鹤纹壶门座银茶罗，现藏于陕西扶风法门寺博物馆，可算世界最早、最贵重的茶具稀世之宝。唐时饮茶，须先将饼茶炙、碾、罗后，方可煎茶饮用，茶罗乃是筛分茶叶细末用的器具。

十、唐鎏金银龟茶盒：它是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系列茶具之一。这件银龟茶盒，通高13.0厘米，长28.0厘米，宽15厘米，全重818克。整体呈龟状，昂首曳尾，四足内缩在地。龟甲为盖，盖上有龟背纹。盖与腹焊有圆子母口相接，首、腹及四足中空加焊，尾部焊接。腹部供贮放碾碎的饼茶细末。取用时，既可揭盖，也可以龟口中倒出，十分方便。银盒作龟状，这是因为古人认为龟是吉祥和长寿的象征。因唐代饮茶，先要将饼茶经炙、碾成细末，再经罗筛分后方可煎茶，而这件银龟茶盒，它的功用是存茶末，属茶具中的贮茶器具。

十一、唐鎏金飞鸿纹银匙：它是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系列茶具之一。这件银匙，通长19.2厘米，匙面呈椭圆形，微凹，纵径4.5厘米，横径2.6厘米，匙柄长，前窄后宽，呈三角形。下段近匙面处宽0.7厘米，上段顶端宽1.3厘米，均錾花鎏金，上段为流云飞鸿，下段为联珠菱形图案，并间以十字花。它主要为煎茶时，用来取茶末、搅茶汤，是煎茶的专用器。

十二、唐鎏金人物画银坛：它是陕西扶风法门寺宝塔地宫中出土的唐代系列茶具之一。鎏金人物画银坛，通高24.7厘米，直径13.2厘米，腹深11.2厘米，圈足径12.6厘米，全重为883.5克。为钣金成型，纹饰鎏金。坛子系直口、深腹、平底、高圈足，有盖。盖钮呈宝珠形。盖面隆起，分成四瓣，每瓣冲出一只飞狮，并施以刻，衬以缠枝蔓草。盖与腹以子母口扣合。腹壁分为四个壶门，分别錾有四个典故人物画，其画面为：仙人对弈（棋）、伯牙抚琴、箫史吹箫、金蛇吐珠，将绘画技巧与金银钣工艺融为一体。这件银坛工艺水平和造型特征，在古今金银茶具中，都是一件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它主要用来贮存经炙烤后的饼茶，以保持茶的松软，防止香气散失，为碾茶作好准备。

十三、五代青瓷执壶：五代青瓷执壶，越窑制品，通高为19.7厘米，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五代越窑，其制品的造型和装饰受到唐代的深刻影响，但也逐渐开始有了新的风格。执壶的嘴开始增长，容量较大，腹部做瓜形，壶身多为椭圆形，手柄加长，柄下端粘贴于腹中部，柄孔宽大，柄、流长而弯曲，器身一般压成六瓣凹痕。着意于造型的优美，且注重青瓷釉色，所以这件执壶是五代时期越窑青瓷中一件难得的精品。越窑在唐时处于烧造青瓷的巅峰期，唐代青釉色泽鲜明，浑厚滋润，如冰似玉，深得文人赞美。自五代到宋早期的百余年间，越窑虽已开始衰落，但仍受到重视，其产品被充作贡品载入史册。这件五代越窑青瓷执壶，仍不失为古茶具中深具收藏价值的精品。

十四、宋粉青釉窑变粉红茶碗：这件茶碗，属钧窑制品。粉青釉烧制时经窑变成粉青、粉红两种釉色，釉色好似蔚蓝的天空现出片片彩虹，给人以梦幻的感觉。钧窑釉所以能形成这等色彩，是因为配方中掺用了少量的铜，在烧制时通过氧化还原，铜发色为红色，与天青色互相掩映，好似一片彩霞。钧窑属于北方的青瓷窑，其制品的釉色变化多端，这是因为钧窑匠师善于利用窑火在烧制过程中使含铜元素成分的青釉发生窑变。产品没有人为的刻划、彩绘或雕塑装饰，瓷器釉面时常出现的不规则状曲线，其形状好似一条蚯蚓在泥土中游走，陶瓷学界称之为“蚯蚓走泥纹”。纹饰产生的原因也是烧制过程中胎釉自然变化造成的，属于窑变范畴。

十五、南宋青白瓷瓜形茶壶：青白瓷瓜形壶是南宋江西景德镇窑生产的。青白瓷又称影青，在一些书上，又称为“映青”、“隐青”等。这件壶的造型具有典型的宋代风格，与北方定窑生产的白瓷壶相近似，釉色白中泛青，透明度高，器物釉面呈浅淡青色和白色相间的优雅色调。瓷胎洁白，清淡优雅，莹润如玉。壶的通高为24.6厘米，现藏于日本国光美术馆，它是宋代主要的盛茶水或其他饮料的用器。宋代是景德镇制瓷业的发展时期。景德镇匠师吸收了北方定窑烧造白瓷的优秀技艺，利用当地的优质原料，烧造出的瓷器有“假玉器”之称，深受当时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喜爱，宋青白瓷瓜形壶就是其中之一。

十六、辽白釉盘口瓜棱执壶：这件执壶，出土于河北宣化辽代张恭诱之墓。张氏葬于辽天庆七年（公元1117年）。此壶的通高为21.6厘米，口径7.2厘米，底径7.8厘米，系盘形花口，颈细长，腹圆有瓜棱，嘴位于肩部，颈、肩之间有曲柄，可惜已残缺。这件执壶，与在同一墓中出土的点茶图中烧水的壶相似。这件执壶，腹为圆形，口上无盖，这正反映了辽代契丹族执壶造型的多样性。

十七、辽黄釉龙柄盏：这件龙柄盏，出土于河南宣化辽代张世古墓，墓主张世古，葬于辽大安四年（公元1088年），其妻焦氏于金皇统三年（公元1143年）与张世古合葬。出土的黄釉龙柄盏，通高7.5厘米，口径13.8厘米，底径8.5厘米。侈口，弧腹，圈足，厚璧，外加龙形耳状柄，龙口咬盏沿，龙尾接腹下，犹如黄龙击水、蛟龙化雨，构思极为巧妙。这只龙柄盏，整体一色黄釉，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粗犷豪迈之气，又有中原文化端中见秀之感，颇具民族特色。同时，也为研究辽代茶文化提供了很好的物证。

十八、明永乐白瓷僧帽壶：这件白瓷僧帽壶，通高19.0厘米，是明永乐时期景德镇窑的制品。壶身通体施白釉，白中泛青，釉面莹肥美，以单色釉突出器物造型的美感。壶口制作僧帽形状，故名僧帽壶，帽沿就是口流，手柄边制一绳系，以便倒水时系壶盖。壶身没有任何彩绘装饰，壶体制作精致。明永乐白瓷僧帽壶，造型奇特，釉色白莹，为人珍视，所以后人多有仿制。鉴定时，要细心观察永乐白釉层的肥厚滋润感，注意明永乐白瓷制作工艺的时代特点。

十九、明玉盌：盌，古时为碗的异体字。玉盌是1956年发掘出土的明神宗朱翊钧（公元1573～1620年）墓中3000多件随葬品之一，现珍藏于北京定陵博物馆。这件器物，金玉合制，由碗、盖和托盘组成。碗用玉琢成，青白色，与普通碗相仿，圆形，有圈足，通高15厘米，胎薄明润，光素无纹。盖为金制，高8.5厘米，錾刻而成。盖身镂空錾镂有三排波涛中神游的蛟龙，活灵活现，深蕴动态美。盖与碗口正好相吻，使之连成一体。盖顶巧饰一莲花形纽，使之更富生态。托盘中央凸起一圆圈，用来承托玉碗。这件器物两头金、中间玉，黄白相配，相映生辉，既雍容华贵、富丽堂皇，又色泽调和、典雅精美。再加上工匠们的精雕细琢，其艺术价值非同一般。

二十、明时大彬僧帽壶：这件僧帽壶，通高9.3厘米，横宽9.4厘米。壶身的上部，口沿长有五瓣莲花，壶盖呈正六边形，边缘隐现在花瓣之中。盖钮为佛球状，犹如僧帽之巅。壶颈不长，紧接花瓣，犹如帽沿，其造型像一顶僧帽，僧帽壶之名，也由此而得。僧帽壶的壶底为正方形，再加上壶的嘴和柄的造型也非常奇特，因而为世人称绝。

二十一、明时大彬三足圆壶：这件三足圆壶，于1984年从墓中出土。大彬三足圆壶，通高11.3厘米，口径8.4厘米，是时大彬壶由大改小的代表作之一。壶身球形，素面无饰，只是在壶盖面上，环绕壶钮饰有四瓣柿蒂纹。壶的底部有一只小足，与壶身有机结合，浑然一体，无粘接之感。壶嘴外撇，与柄对称。在壶柄下方的腹面上，横排阴刻“大彬”楷书。壶的通体呈褐色，面上有浅色针状颗粒，后人称之为“砂粗质古肌理匀”。与壶同时出土的墓志表明墓主是明代南京翰林学士华察之孙华师伊，卒于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葬于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表明此壶至少已有360年以上历史。现珍藏于江苏无锡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二十二、明蒋柏海棠树干壶：这件海棠树干壶，壶身正好是一段海棠树干。壶的嘴和把柄，也做成树枝形状，好像从海棠树干伸向两侧的几根分枝。壶盖隐现在由树干形成的壶身之间。盖上的钮，又似一根弯曲延伸的短枝。在壶身上，还粘贴有从分枝上长出的若干海棠茎、叶。整体造型，像一段海棠树干，故而叫海棠树干壶。更有意思的是，在组成壶身的树枝上有一只鹰，树下又一只熊，因为“鹰”与“英”是谐音，“熊”与“雄”也是谐音，以此隐喻“英雄”，而海棠在古时有“美人”之说，因此又有人称此壶为“英雄美人壶”。至于壶底上用楷书刻就的“万历癸丑四年”款，表明该壶是公元1613年制成的。在明代晚期的一批紫砂大家中，蒋柏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制作的海棠树干壶，匠心独具，寓意深刻，堪称一绝。作者蒋柏，原名时英，字之敷，明代万历人，紫砂大家时大彬的弟子，与文人交往甚密，常和文学家、著名茶人陈继儒切磋壶艺，成为知交，视若瑰宝。

二十三、明三宝紫砂壶：这件明嘉靖三宝壶，通高为5.5厘米，横宽6.7厘米，嘴、柄、盖、身配合得体。在壶的底部，刻有楷书“大明嘉靖年制”字样。壶盖造成一层塔形，壶盖上的钮，塑成三山形，这样就使壶的主题，即三宝，明白地揭示在人们面前，三宝壶之名也由此而来。此壶在制作过程中，采用泥片拼接而成。壶的嘴和柄，用木片模压，装好后还可见到模缝。这类手工制作的紫砂壶，能使赏壶者津津乐道的是制壶者的走泥轨迹，尽收眼底。这为研究紫砂壶的发展，研究紫砂壶早期的造型、制作和烧造，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十四、明惠孟臣朱泥梨壶：这件惠孟臣壶，高9厘米，横宽10厘米，为朱泥小把壶。壶身、壶盖相连，形似一只梨。壶钮是个小圆珠，壶嘴斜直，柄呈耳形，壶底落“知君于此景，孟臣”铭款。通体朱色，使人有格调高雅、线面明快、轮廓清晰、神韵清爽之感。以朱泥为原料，在造型上匠心独具，制作上精工极巧，大有独领风骚之感，堪称古代紫砂壶中的珍品之作。作者惠孟臣（约公元1598～1684年），明末清初江苏宜兴人。制壶以朱紫者多，白泥者少；小壶多，中壶少，大壶罕见。时人评惠氏制壶“大者浑朴，小者精妙”。

二十五、清康熙青花山水人物六方盖罐：这件清康熙山水人物六方盖罐，以青花纹绘山水、人物、松鹤、云气等。胎釉光润细腻，白中泛青。六方盖罐制作风格挺拔浑厚，造型很有特色。青花彩绘技法很高，采用勾线分水，浓淡明净清朗，有多层次的节奏变化。画面构图舒展，意境深远，画中人物的脸庞丰满，发髻高耸，眉似弯月，端庄稳重。山水是人物的背景，背景绘画的用笔水分和主体人物一样幽菁清新，浓淡相宜。此盖罐是康熙时景德镇民窑的产品，工艺技法上接近官窑器，绘画较之官窑更为生动。

二十六、清邵元祥珐琅彩掇执壶：这件珐琅彩掇球壶，底有“邵元祥制”款识。这类在紫砂胎上进行珐琅彩绘的器具，风格上与雍正珐琅茶具非常接近。此壶装饰上，在色地开光部画麒麟纹，用线考究，神形兼备。麒麟目视着天上的红日，昂首于松林边，有王者贵族之气势。麒麟，在民俗文化里，常寄寓“送子娘娘”的菩萨心肠。“麒麟送子”，在民间艺术中是主要表现图式。在青花瓷器中，“麒麟送子”纹式在明、清两代的每个朝代都能找到。在古汉语中，用“麟儿”形容贵族子裔。“麒麟送子”，实际上是人间祈盼的富贵人杰之子。清邵元祥珐琅彩掇球壶上的纹饰，就蕴含着这种寓意。

二十七、清彭年制曼生铭半瓢壶：这件紫砂陶作品，通高为7.2厘米，口径5.8厘米，腹径10厘米。整体平滑光亮，腹底大，呈半瓢状，盖及盖钮与腹呈相似弧形。嘴短而直，近嘴处稍曲向上。柄向外回转呈倒耳状。在壶身一侧有陈曼生用刀刻的铭文：“曼生督造茗壶第四千六百十四，为泉清玩”字样。壶底有“阿曼陀室”铭款，柄梢下有“彭年”小印一方，这是曼生壶的重要识别标志。在清代江苏宜兴，制壶名家杨彭年与金石学家、与宜兴相邻的溧阳县知县陈曼生合作的作品，由于文化品位高，历来被认为是艺林珍品，可惜存世之作极少。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清彭年制曼生铭半瓢壶，就是罕见的珍品之一。

二十八、清素面六方壶：这件六方壶，通高4.9厘米，横宽8.9厘米，用陶模压制。制作时，先压成六边形的碗，再将样大小的两只碗对准口沿，相对衔接，挖开壶口，成为壶身。而后接上嘴和柄，就成了一把六方壶。该壶壶身上下共十二瓣，大小均匀，棱线直中带曲，斜面丰满而不呆板。加之壶的嘴、柄、钮搭配得当，大小适宜，特别是壶嘴和壶柄的粗细、弧度与壶身的线条配合自然洒脱，显得既高雅，又挺秀。尽管该壶不知为何人所制，但仍被列为紫砂珍品之列。

二十九、顾景舟石瓢壶：这件作品，呈扁圆形，窄下宽。壶盖为扁圆状，壶钮似一缓坡的拱桥，壶底有三只圆足，线条流畅，寓意深邃。壶面有修竹数枝，落款“湖帆”；与此相对的壶面，是行书壶铭，上书“无客尽日静，有风终夜凉。药城兄属”字样。壶盖内有“景舟”篆书长方印，底钤“顾景舟”篆书方印，表明此壶是顾景舟制作，书画乃是书画大家吴湖帆所作。文人参与紫砂壶艺，是明清以来的传统。近代书画名家，也乐于此道。这把由顾景舟制作、吴湖帆书画的石瓢壶就是这种作品，曾为当代中国画大师唐云生前珍藏。

三十、蒋蓉果品系列壶：这组蒋蓉果品系列壶，共有四件壶，它们分别是西瓜壶、南瓜壶、桃形壶和荸荠壶，属仿生型作品。每件作品栩栩如生，十分自然，制壶者巧妙的构思、精细的制作工艺、惟妙惟肖的造型技术，使人忘记是壶，而在欣赏鲜活果品之感。这件系列紫砂组合茶壶，现珍藏于宜兴紫砂工艺厂。

三十一、陶昌鹏金玉满堂石壶：金玉满堂石壶，以菊花石为材料，形似一枚带壳的玉米，色泽金黄。石壶的嘴、柄用形似玉米棒壳卷叶而成。而壶身一侧及壶盖之侧，露出黄色饱满的玉米穗粒，它们排列有序，显得十分丰满，因此喻此为“金玉满堂壶”，自然十分贴切。石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发掘的制壶新材料，它以完整的天然原石制作而成。通常所用的材料有灵璧石、菊花石、木鱼石、端石、麦饭石等，用这些材料制作而成的石壶，具有透气性强、茶汤不易变质和有益人身健康等优点。此壶作者陶昌鹏，为上海滋斋主人，治砚、治壶名家陶氏五兄弟之一，自涉足石壶雕刻艺术以来，不断创新，逐步显示出陶氏艺术的实力。除金玉满堂石壶外，由他创作设计的宝箱石壶、玉米石壶、高风亮节石壶等均独树一帜，获得行家赞赏。